劉青雲

　　易鵬 受訪者供圖
　　>> 人物簡介
　　易鵬，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、盤古智庫城鎮化首席研究員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研究員、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。同時為中央電視臺特約財經評論員、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專欄作家、CCTV、央廣經濟之聲特約財經評論員、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、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的特邀撰稿人。
　　>> 人物觀點
　　中國城鎮化的意思已經變了，未來的人必定會往城市走。現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農民不願意回去了，也回不去了，回去了也種不了田，所以將農業作為中國穩定“蓄水池”的作用會越來越削弱。中國的城鎮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，只能滿足基本福利，所以未來全民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然是低水平的。
　　去年12月中旬，伴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召開，“新型城鎮化”的框架路徑也日漸明晰。然而，新型城鎮化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？重點在哪兒？推行城鎮化還要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？
　　多年來，媒體有關新型城鎮化的解讀中，易鵬的分析頻頻見諸報端。這些分析常常被認為及時理清了中央新經濟政策的核心，也釋放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清晰輪廓。
　　1月5日上午，易鵬來到西安並推廣其新書《中國新路——新型城鎮化路徑》。之後，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。他認為，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發展模式，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。
　　訪談次日，西咸新區經國務院批覆為國家級新區。作為新一屆中央政府批覆的首個國家級新區，西咸新區被認為是中國區域經濟戰略佈局的新落點，是中國試圖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自測。
　　1月12日上午，再次接受本報專訪時，他說，西咸新區的成立註定將加快古城西安發展的速度。
　　談城鎮化中國城鎮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
　　華商報：您多次強調“新型城鎮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規律”，涉及到政治、經濟等多個領域，如何理解這種提法所涵蓋的變化？
　　易鵬：過去的城鎮化確實存在一些問題，比如說土地城鎮化率遠高於人口城鎮化率；比如早期的“半城市化”當中，農民工不能享有公共服務的問題；再比如行政資源過於主導城市發展的級別問題、能源消耗過高等等，都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。
　　今天的城鎮化與以前作為“經濟概念”的城鎮化不同，未來的城鎮化蘊含著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法學等多方面的內涵。總而言之，過去是發展的概念，未來是公平的概念。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明確提出了要讓人自由遷徙，換言之，基本公共服務要均等化，不管是北京人、西安人還是漢中人，要享受一個共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。
　　華商報：說到農民問題，不知道您如何看待90後農民工身上的特點？例如打游戲、有精神消費。易鵬：中國城鎮化的意思已經變了，未來的人必定會往城市走，現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農民不願意回去了，回去了也種不了田。所以，農業作為中國穩定“蓄水池”的作用會越來越削弱。
　　但這些人在城市並沒有歸屬感，所以我們要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，否則，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。這就有個“倒逼”作用，正是這種風險倒逼城市化，讓農民工進入城市，讓資本進入農村、農業領域，提高農業的規模化水平。
　　但在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同時，還要考慮到中國國情，中國的城鎮化不太可能搞高福利，只能滿足基本福利，所以未來全民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然是低水平的。華商報：您多次提到地方政府越來越“公司化”。那麼如何把“公司化”轉換為“公共服務化”？
　　易鵬：政府回歸公共服務，需要充分尊重市場的作用，嚴格確定政府行為的邊界。政府更多的職責是為市場提供服務，通過制度剛性避免政府亂作為，同時還要適應市場規律建立統一有序、開放的市場體系。讓市場來主導，政府想公司化也很難。
　　談挑戰新型城鎮化推進伴隨著四大風險
　　華商報：除了公共服務均等化，推行城鎮化還要面臨哪些挑戰？
　　易鵬：新型城鎮化的推進，實質上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一次重大調整，是制度層面的一次大改革。這種改革將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具體路徑選擇。這個過程伴隨著四大風險：其一是過去的經濟增長崇拜，可能導致地方政府盲目投資以及地方巨額負債；其二伴隨著城市面積的擴張和耕地減少，農業可能陷入凋零；其三，城市承載能力不夠導致的“貧民窟化和流民化”；其四為刻意追求城鎮化率的風險。
　　華商報：您將城鎮化的主導者、地方官員分為三種類型，例如“迷茫型”、“揣著明白裝糊塗型”和“敢於先行先試型”，如何建立一種制度上的驅動與考核機制，科學地引導城鎮化？
　　易鵬：我認為，幹部考核，一要調整考核制度，二要加大社會監督。一方面，新型城鎮化更強調“軟”的建設，需要的是制度改革，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；另外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技術的綠色升級，所以建議不要把城鎮化率作為地方政府的考核內容；另一方面，很多地方政府建設城鎮化的思維還不太清晰，對城鎮化存在著誤讀；同時，還要有制度配套，例如避免新城開發衝動，必須在戶籍、財稅、土地、行政、投融資等方面推進實實在在的改革。
　　此外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提出改革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。我相信新的考核體系將會是全方位的，比如，萬元GDP能耗、服務業比重、民生投入，社會保障等。同時這種考核體系，要給予敢於以新型城鎮化理念進行先行先試的地方官員關註和重視。
　　談房價如果“大雁塔不發射”我想在西安買房
　　華商報：您的新書《中國新路》描繪出下一階段的新型城鎮化思路，包括大城市人口的持續增加和大型城市群的形成。也就是說包括西安房價回落的希望不是很大？
　　易鵬：房價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，比如貨幣的發行量。城鎮化會出現更多的人口聚集，這個潮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，所以人口不斷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短期內很難改變。這種情況下，一線城市的房價可能還會漲。二線三線城市，如果不是旅游、文化、口岸城市特殊要素的話，房價要往下走。
　　這種情況下，在陝西買房的人很可能在西安買，西安的房價可能還要往上漲，而榆林這樣的城市房價可能會跌，所以房價最高的還是西安。陝北人即使很有錢，要買房還要在北京和西安。因為這兩個地方有最好的公共服務。但新型城鎮化對房地產企業的綜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，既要低成本，又要建設速度快、技術含量高。這種趨勢下，未來30%至50%的房地產企業會出局。
　　如果“大雁塔不發射”，老百姓能抬頭看得見晴天，低頭看到大唐芙蓉園，換句話講看得見秦嶺、記得住大唐盛世的鄉愁。坦白講，本人是有意在西安購房的，但那要等到西安的空氣質量更好以後。
　　談西咸新區西安完全可以成為最有能力的城市群中心
　　華商報：西咸新區近日獲批國家級新區，這會給西安帶來哪些發展機遇？
　　易鵬：一線城市之所以聚集這麼多人，因為它比別的城市能夠給普通人帶來更多的收入和機會。實際上，我們不能追求最優路徑，只能找一個次優路徑。新一輪城鎮化也一樣，就是要妥協為城市群，把大中小城市融合發展，找到增長點。
　　未來城鎮化率將超過70%，10億人會生活在城市裡，其中70%生活在城市群里。未來城市群中，最有可能發展的有長江中游城市群、成渝城市群、中原城市群等，當然還有關中城市群。現在西安和咸陽加起來有1000多萬人。從GDP、人口和對周邊的帶動能力來看，關中城市群會有更多機會。換言之，西咸新區將成為連接關中城市群和大西安發展的支點。西安完全可以成為最有能力的城市群的中心，除了地鐵和連接關中城市群的快速軌道交通，西安還可以打造一個大中原“東三角”；第二，可以和成渝成為“西三角”。美國3億人有3個城市群，日本1億人有3個，中國十多億人只有3個城市群，可能HOLD不住。
　　另一個因素是未來西安到成都的高鐵開通，以及在通航產業的條件下，西安到太原只需40分鐘。所以，從戰略角度來講，陝西要毫不猶豫做大關中城市群，尤其將其大西安做大，博弈中國經濟第四極。
　　華商報：西咸新區成立後，未來西安如何保持絲綢之路起點的優勢？有哪些問題需要改善？
　　易鵬：西咸新區的升格，意味著國家向西開放力度在加大。但4000多億的GDP即使在西部地區也不算最高的。西安的服務業占比高，已經過了50%，一個原因是工業比值過低，所以西安可能還得經歷一個“再工業化”的階段。近兩年來，包括三星項目在內的工業項目落戶西安，也是這種著眼點。一個幾十萬人的城市可以靠旅游文化來支撐，但支撐800多萬人不夠。
　　第二個原因，西安的教育科技產業水平很高，但科研高新產業並不發達。你看深圳，它沒有科研院所，也沒有名牌大學，但科技產業很發達，它怎麼做到的？原因有二，一是培育高新產業的市場體系。比如說將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製造銷售、市場理念；第二個是創新氛圍，自我否定、自我揚棄，培育創新精神的理念的觀點。
　　總之，我每次來西安總會充滿激情和感情，這個城市厚度太厚、沉澱太深。西安作為文化古城，在新時代城市化的路怎麼走？在唐長安時期，有文獻記載當時長安的城市化率在10%，也有文獻記載為20%，但不管怎麼說，是當時世界公認最高的。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才17.98%，現在是52%。中國的城鎮化率提高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在技術的條件下“夢回大唐”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未來的城鎮化重在公共服務均等化(圖)）